应动用更多的资源，构筑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家庭消费能够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黄亚生教授并不讳言80年代时和父亲的争执，他认为父亲没有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是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温州也是中国的啊，为什么不发展温州模式。
因为它的整个盘子比较大，虽然他每个个人可能消费少一点，但是盘子比较大。但这些批评都是因果倒置的。90年代时外资哗哗地就进来了，GDP是年年高增长。他的哥哥黄晶生先后担任过软银和贝恩资本中国总经理（在父亲的眼中，这也许是买办的角色）。对外资的过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障碍。
但我不认为美国金融体制应该长期国有化．国有化是一个应急措施，但即使是个应急措施在美国也遭到了很多右派的反对。印度的股票市场比中国的更开放，跟美国更接轨。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情况。
回到初始的话题，中国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中国的脆弱性就在这个地方。且先不说这点，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国民教育程度不高，你应该投资教育，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免费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应该收他这么多学费。他的第一本书《出售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时换上了一个中性的名称：《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
所以，我对中国还是有很多担忧的。这说明当 1990年代很多人在广东打工时，大家接受的工资水平是自己非常不情愿的。
圈地运动，巴西是这样，它叫做人为工业化，就是把农民赶走，然后用政府的权力来建城市，那时还没有什么工业开发区或者特区，这些都是后来的词。现在的有钱人绝对不会因为通货膨胀就去买彩电放家里，他肯定要到纽约买房子。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重组我非常有意见。黄亚生则争辩说，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在对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造成挤压效应。
然后我们来解释国有企业为什么有利润—— 它有优先选择项目的权利，好的东西都给它，先让它上市，资金紧缺的话，先保证它的供应。我现在算出来的数据表明，如果有关部门公布的典型居民储蓄是100块的话，我用居民收支调查的数据测算出来的是40块。黄亚生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由英文写就。父亲黄钢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给农民提供金融支持方面也做得不错。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
他是要改变旧的体制，而不是去加强这些体制。中国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其实这些特色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
如果学都不让你学，当然就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在GDP增长达到11%的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经济比较担忧。而政府所有其他部门都在追求就业。中国的退休年龄很低，比别的国家早十年，测算出的失业率自然随之降低了。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项实践以及他研究问题时的方法论开始。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
不成功的因素要比成功的因素少，但是不成功的因素却是关键的。黄亚生执着于探究他所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那时候，有一种观点叫脱钩论，我从来不相信脱钩论。通常，经济学家们将一个经济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经济体是否有竞争力的标准。
好像我学游泳，不是说学一次就能学会，但至少应该让我去学。一两年内，即使美国的GDP增长恢复了，消费也不会恢复。
你的观点是什么？ 黄亚生：我可能更倾向于强调危机，但我可能不认为它是危机四伏这样极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二十年的时间，巴西的经济飞速发展，如果用GDP衡量的话。比如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各方面都很相似，甚至都吃辣菜。我最近的这本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落笔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11月份，最后一章我已经讲到，当时中国的GDP是11%，虽然GDP 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
你可以采取其他很多的措施，如果你认为民主是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话。一个运动员必须经过比赛我们才知道他是第一还是第二名。
经济观察报：这个项目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混合体？ 黄亚生：是，单纯从项目来讲，它就是一个咨询项目，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几乎不收钱。而且这些小额贷款还带来经济奇迹，带来了乡镇企业。
当时创办这个项目，我的想法就是我有两年的时间几乎是无偿的使用这些人。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论文。
经济观察报：你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我相信你也听过类似的评论，说黄亚生写的中国实际上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更多是用英文写作，从这一点上讲肯定是写给西方人看。另外在1980年代，是哪些农户更容易获得贷款呢？是那些要去经营，要做非农业小买卖的。他掀起龙象之争讨论的文章发表在《外交政策》上，名称即是：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开头，他争辩说将联想视为中国公司成功的标志并不妥当。这跟我的研究完全一致。
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优势认识清楚，中国可以说具备经济起飞的各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它的教育水平，社会的基本面还是文化——后来也有人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在解释美国时，总是用中国的方式去解释美国。
首先它跟我接受的训练有一点关系，当时我看到的宏观数据，像中国这种国家——当时的情况还不如现在这么严重，经常项目有盈余，资本项目也是盈余，这种情况有一年、两年没什么特别奇怪，但持续十几年是这种状况，本身也就是很奇怪的现象了。长话短说，对国营垄断企业创造的盈利，我是一点也没有信心的。
新政里有一部分是政府花钱修路，但更重要的是改革。政策赋予国有企业的条件非常丰厚，这种情况下谁能跟它们竞争？我并不觉得国有企业有什么真正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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